因在国家画院从事艺术教学工作的缘故，我认识了刘奇。他目前是国家画院高卉民导师工作室成员。在此期间，他悉心聆听导师的教诲，从恩师及前人的经验中获得启迪和教益。

    中国的花鸟画萌芽于先秦时期，最先见于陶器、石片或墙面。那时，人们大约并不以现今那样的抒情观念对待自己的“作业”，他们随手画就、刻下的花草图案、飞禽走兽，可能只是为了记录生存地周边的某些情况（现今称为“生态”），因为那些东西与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真正的花鸟画大约诞生于1500年前的唐代。从先秦到唐，期间经历了数千年时间，花鸟画的观念和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异，但有一点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便是中国人固有的用笔观念，而这个观念是由书法而衍生的一整套方式、方法及笔墨形态来承载的。在这套方式、方法中，篆籀之法是最为根本的原则。

    何为篆籀之法，简单地说就是书写篆书（大篆）或类似篆书的方法。其以中锋为主要笔法，以通过藏、露、顺、逆、曲、直、方、圆等一系列运笔方法，来彰显笔意之美，体现出一种东方人独有的内在、沉静、坚实的精神气质。作为国画的实践者，刘奇在长期的研习、修正与体悟中，渐渐理会并把握了这一基本原则，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富有了一种饱满的气息。

    很明显，刘奇今天的面目，较为明显地受到了近人李苦禅的影响。这位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花鸟画家，以魏碑和篆书笔意入画，讲求用笔的力度和作品的整体气息。沿着这条道路行进，刘奇在创作中舍弃花鸟画常见的飘逸与轻盈，而以坚实、壮硕、拙朴的线条来表现笔墨的厚度和纵深感，并且通过“经营位置”（即布白），用那些看似平实的笔墨来构筑一个气息饱满而又富有变化的艺术图式。正是由于后者，使得刘奇的花鸟画获得了一种别样的空间感。而这一点，又似受到了二十世纪另一位花鸟画巨匠潘天寿的影响。

    当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情感外化，它最终的气质来自于作者本身。刘奇的绘画创作，其笔墨的沉稳与圆融，画面的变化，既来自于他对中国审美原则的某种觉悟，也来自于对前人的理解与继承，更来自他自身——他那沉静、沉稳而偏于内向的性格。

    凭借这样的性格，他会走得更远，他的艺术会更深入。

文/马啸

2014年11月于中国国家画院

（马啸 著名书画家 艺术评论家 中国国家画院教学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