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之于我，是笔墨操习的日常功课，然其间侧重跌宕不同，可说者大略有三：

1，早年志向宏阔，在新艺术思潮勃兴之际，与书友数人同创湖北地区第一个青年书法团体——“原道书会”，定期观摩批评彼此的“新书法”，1987年，在当时的湖北美术馆做了“第一回”的汇报展。

然而此种为“新”而“新”，路自然走不长远，但我至今仍感念彼时洪流所赐，也不菲薄当时的执著与投入。那段革命式艺术氛围的洗礼，在让我充分体验到现代艺术形式制作经验的同时，也从他山的价值角度，逐渐识得了中国传统书法之正途。这期间的反思，记录于我200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书法思潮》（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书。

2，为标榜我辈书法之“自律性”，曾一度对传统书画“同源”、“同法”之论不以为然，且以囫囵吞枣之西方理论质之。

至案头滋养稍有所获，方感觉书画融通之奥妙与错综，然于理未明，心存朦胧。

后于故宫藏画中得见赵孟頫《疏林秀石图》，观其笔墨，追其逸兴，重读画上耳熟之跋语——“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一时间，温故而知新，感慨古人所言不虚。

书法者、绘事者，均以一“写”字而蔽之。其“法”之同者，执笔落墨，取象不惑，“是心所现，是佛所说”也，惟其创作之结果，因个人之姻缘，而有所得之深浅。

于是自愧心地渺然：书法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3，少时临帖，而后习碑，这是我与许多学书者类似的进程。然现代书风凌乱之初，余非圣贤，亦未能免俗，北碑、南帖，莫衷一是，且以粗制放纵为个性张扬。

近十多年，为考察北朝佛教艺术，踏访各地石刻碑铭，过眼无数，始信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功德。继而细究其文辞、书刻，晓其大众习俗而已，非崇文之雅尚也。综而观之，有“流”之多样，而无“源”之脉象，遂弃“二十品”等等之谬说。

书法内涵，在个人文艺气质之彰显，而非文辞语句之摘抄，此必由学者明鉴而后识去取。晚清碑、帖之所争者，实为“书”之表象，而非“法”之根本，画地为牢，误导学人。杨子云：“书心画也”，后人相唿：“如其人、如其才、如其学。”可知书论者，实由经验世界熔炼而来。

前贤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其间虽有深浅广狭，但各有乐趣所在，亦为格物致知、渐次领悟之必然。若自解个人心得：书法是人文之“追忆”，同时也是一种舒展追忆内容的艺术手段，并升华为“道”，通向深邃。

基于此，“与古为徒”，或曰“以古为新”，当是我近些年来书法研习的重新出发。

                                                       甲午秋雨时记于彩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