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收藏变现流通和确真、确权、确值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民间收藏体量庞大，但绝大部分尚处于“非法收藏”、不被认可的状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随着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房地产业务的蓬勃发展，

使得体量庞大的文物艺术品被出土，

除了不足10%的出土文物被文博机构收藏外，剩下的90%都流落民间。

初步统计，国内藏家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

所持有的藏品按人均10件计算，就有8亿件，

是全国公立博物馆1469万件藏品总数的数十倍，

而实际上民间收藏过万件的藏家比比皆是。

另据国家文物局统计，目前国内2000余家民办博物馆的各类文物收藏就有上亿件。

与此同时，限于国内《文物法》的约束，

这些被民间藏家持有的海量文物当下依然处于“非法收藏”、不被认可的状态，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现状往往是“满屋子的古董，满屁股的债务”。

但是，这不该是收藏的宿命，收藏的命运应该是“化千年宝藏之财富，为经济发展新动力”。

二、古代艺术品鉴定混乱，国内文物面临严重的“身份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缺乏可行的文物鉴别标准，使得国内文物出现了严重的“身份危机”。

一方面，由于找不到历史记载，无法“验明正身”，很多出土文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不到承认。

主要原因在文博专家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凡是博物馆里的就是真的，凡是民间收藏的就是假的”。

不实事求是的对待民间收藏，对历史遗留的艺术品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调查研究，把它们一棍子打死，造成的后果是给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断层。

严重的“身份危机”也形成了中国文物流失的怪圈：

在中国出土，不被认可，遂流出；

海外被认可，再天价买回；

没有被认可的，继续流出。

三、文物外流趋势增长迅速，文化资源安全堪忧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出土文物的外流也和当下实施的《文物法》有直接关系。

该法规定，凡出土文物一律归国家所有，任何私人买卖均属非法。

这个规定如果能彻底实施，会封杀出土文物市场，将出土文物的商业价值减低为零。

理论上，这个办法可以让大众把手中的出土文物都缴给政府保管，盗墓也会失掉利益诱因而为之消弭。

但实际上，喜爱中国文物的并不限中国人，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文物的喜爱更甚于中国人，结果导致中国出土文物的市场都在国外。

正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文物不仅在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流通，还被冠以“工艺品”之名大规模倒卖出境。

据统计，近30年的文物流失量，远远超过晚清、近代甚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仅一个韩国商社金一喜社长在中国采购的200多集装箱的文物就有60万件，比故宫的三分之一还多。

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对47个国家的200座博物馆进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发现中国出境文物1800万件，绝大部分为出土文物，而且近10年走私出去的文物是八国联军抢走的30多倍。

四、伪专家非法鉴定，无人监管、不负责任首先，在执行层面，国家对文物艺术品鉴定机构没有设置准入制度，完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从经营范围的审核层面，进行基本的审查。

文物艺术品鉴定行业内部缺乏基本的行业协会进行自律管理，

大部分鉴定机构只具有艺术品鉴定的经营范围，却越界从事文物鉴定。

其次，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被严重忽视，文物市场秩序混乱。

其首要表现就是民间藏家亟需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评估专家“掌眼”，

但是有专业资质的鉴定评估专家都在国内各大文博机构，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规定，文博系统人员不得从事收藏活动，不能有效回应民间藏家的需求。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各种伪专家、伪学者搅乱社会文物交流交易秩序，这也使得国内文物市场难以与金融对接。

五、中国文物定价权被境外机构和利益集团控制，文化金融安全保护力度不足，危及国家安全。

由于国有文博机构保有的文物数量不足、品质不高、精品不多、种类不足，直接导致了国内文博机构和文物市场丧失文物定价权，

文物“三真”——确真、确权、确值体系无法在国内完成，

这使得每年巨额的国有征集资金全部用于海外的文物回流征集，

直接以合法形式促使文物外流与国有资金流失。

同时，国内日益恶化的“三真”体系也使得国内文化金融安全的核心利益被国外把控，危及国家文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