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有哪些要素

师承关系：

中国书画在传承延续方面，与西方绘画有较大的差异。西方绘画遵循的是自然观，也有类似师徒传授制的画室教育;中国书画在“师造化”的同时更注重师徒传授的规范，有严谨的师承关系。这种师承关系有间接的和直接的。无论是宋代的苏东坡，还是明代的沈周，在他们的身上都可以感受到前代艺术的影子和基因。即便是“个性派”的清初“四僧”、“扬州八怪”，还是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也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垒建中国书画的大厦。在中国书画的鉴定方面，一方面要理清书画家传承的对象，同时又要比较这种传承的差异。这项工作也是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也是书画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时空意义：

任何一件绘画或书法作品，都有特定的时空。也正是有了时空，美术史才显得有序和严谨。画家的生卒年构筑了时序，画家的籍贯、一生的流转落定了空间。这两者的统一也是书画鉴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多的绘画、书法作品上画家经常会题上纪年或创作地点。空间的概念也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画家很少一生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南北的大转移，也有局部地域的变迁。如现代画家黄宾虹一生就流转过很多地方：浙江金华、安徽歙县、上海、北京，最后寓杭州栖霞岭以终。不同的地域环境对画家的创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画题、题跋与印款：

画题是指画作的题目或名称，有明确具体的，如北宋李成的《晴峦萧寺图》、元代吴镇的《渔父图》等;也有模煳抽象的，如明代徐渭的《花鸟》、清代石涛的《山水》等。有些画作起初是没有题目的，也有后来人加上题目的。画题有时会给我们透露一些信息。如明代画家沈周的《庐山高图》。庐山是很多画家笔下常有的题材，五代荆浩就有《匡庐图》。沈周笔下的庐山，不是书斋中面摹古人的悟对神通，而是阅历积淀在他的画中，同时也包含着深深的哲学思考，这幅画就是为他的老师而作，以祝寿之用，寓意“寿比南山”。还如宋代山水画和元代山水画的画题有较大的不同，宋代的画题多体现“游观山水”的面貌，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赵喦的《春游图》、南宋马远的《踏歌图》等。而元代山水画题多体现“书斋山水”的面貌，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王蒙的《春山读书图》、《青卞隐居图》等。时代的大变化也会给画家的心境和画境带来巨大的影响。

       题跋，是指题于画上或题于画外的题记，有作者自己题记，也有鉴藏者或其他人的题记。题记的内容多为创作此画的情况(包括时间、地点、环境等)、收藏此画的情况、此画流传的情况、对画的评价等等。题记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将画作的年代距离为我们拉近了，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著录，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很多画外的故事。印款的种类也很多，有画家自己的，也有鉴藏者的。有名章，也有闲章。有阳刻也有阴刻，也有阴阳合刻的。有单一印款，也有组合印款的，如“乾隆五玺”等。一些鉴藏家喜欢用很多印，如明代的大收藏家项元汴等。这些都是鉴定画作时要注意的要素。印鉴是书画鉴藏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如1992年，美国纽约Christie’s拍卖公司举行的“李氏群玉斋藏书画”专场拍卖会，有一件唐代书法名迹，提供了诸多印记、题跋和著录资料。即陆柬之《五言兰亭诗》(水墨纸本，22.2×67.3cm)手卷，有明书画家李日华、沈颢题跋，宋徽宗、赵少昂、项笃寿、项元汴、冯梦祯、吴廷等诸家印记63方，此作在北宋徽宗《宣和书谱》、北宋米芾《书史》、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书中均有著录。

书画著录：

　　南朝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 十二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 去的。在《后汉书·张兴传》中有载：“(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著录”即“著于籍录”(唐代李贤注)。通俗地讲，书画著录就是将 书画作品记载、记录下来，汇编成书。主要内容有书画的作者、书画名称、题材内容、书画家介绍、尺寸大小、材料、装裱特征、品相状况、藏品来源、 流转情况、鉴定情况等。著录是书画鉴藏重要的内容和依据。书画著录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别：第一类是官方著录，主要是指宫廷收藏书画著录类。如北宋徽宗时期的 《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宣和书谱》记载有1240余件，《宣和画谱》有6396件。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以第一手材料记录宫廷书画收藏的 著录。清圣祖玄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命王原祁为总裁，会同孙岳颁、宋骏业、吴日景、王金生等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共100卷。卷首有玄烨的 《御制序》，计分论书画、书画家小传、书画跋、书画辨证及书画鉴藏等门;论书画一门又别为书体、书法、书学、书品及画体、画法、画学、画品等类。征引有关 典籍1844种，注明出处，体例完善，甚便稽考，是我国一部大型的书学、画学类巨著。成书于清代乾隆十年(1745年)的《石渠宝笈》，是乾隆皇帝命张 照、梁诗正等人编纂，共四十四卷。后又命董诰[1740-1818年，浙江富阳人，字雅伦、西京，号蔗林，尚书董邦达之子。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 乾隆三十六年入值南书房。累迁内阁学土，历工、户部侍郎，后病卒，谥文恭]、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 江苏仪徵人。工诗文，精鉴金石、书、画，善篆、隶、行、楷。著作之富甲于一时。著有《石渠随笔》，为鉴赏家推重)等编纂续编，共四十册，成书于乾隆五十八 年(1793年)。第二类是私人著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己的藏品著录，如北宋米芾(1051-1107年)的《书史》、《画史》，清代高士 (1645-1704年)的《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近人庞元济(1864-1949年)的《虚斋名画录》等。一种是著录者过眼书画。如唐人裴孝 源《贞观公私画史》(目前发现流传下来最早的著录书籍)、元人周密(1232-1308年)《云烟过眼录》、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今人张珩《木雁斋书 画鉴赏笔记》等。

　　书画著录，是前人对书画收藏的一种传续和记载，作为书画鉴定和收藏固然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书画鉴定最终还是要忠于原作，本着客观现实的原则，著录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但不能作为辨定书画真伪的工具。

　　赞助问题：

　 　书画赞助体制是书画家艺术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在西方，艺术的赞助体制有很悠久的传统和规范。艺术赞助制度一方面繁荣了艺术创作，另一方面也束 缚了艺术创作。巴洛克艺术大师——荷兰画家伦勃朗就敢于违背赞助人的意志，根据自己的艺术法则和艺术追求创作了《夜巡》，最终给他带来的是厄运和穷困潦 倒，但他是一个艺术的胜利者。很明显，赞助体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左右画家的创作。中国的书画创作也存在赞助的状况。一是宫廷的供养，如宫廷御用书画家的创 作等。这种关系一般比较严谨，是君臣的关系，是隶属的关系。谢柏珂在谈到皇家赞助的情况时说：“皇家赞助是与皇家收藏齐头并进的，它是由天赋的正统性、道 德品行，以及皇帝的文化领导能力等信念所支撑的。雷德侯用‘灵宝’一词来形容宫廷艺术收藏最初的政治功用。这个具有神圣威力的财宝，是‘上天与统治者所签 协约的符节’，以显示其天恩”(洪再辛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清代以后的商业赞助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 赞助关系。这种关系比较微妙，有朋友之间的谐好;也有纯商业的买卖;也有一种是善意的资助，不求回报。艺术的赞助从本质上看是有益的，但当代意义上的某些 商业赞助有悖于艺术规律而带有某种功利目的。

　　统而言之，中国书画的真伪鉴定，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课题。在传统的时序里我们也许还能重构书画的真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