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哥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 30多年前，西湖苏堤上有一位梳着俩小辫儿，挎着一台海鸥双镜头照相机，胸前别着杭01摄影的标识牌，逢人就会有点腼腆地笑着问一句“你好，请问需要照相吗？”那个人就是我，我叫干静，是杭州当年第一个个体户。 我现在住在新加坡，家人在香港，还有两个儿子分别在英国和日本。 我是地地道道的浙江人，从1983年离开杭州，2012之后虽然又回来过几次，但从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心情，特别是看了我的恩人王秋杭大哥在山朗艺术空间的影展，看了这么多我以前都没见过的王大哥给我拍的照片，好像又让我回到了20多岁，回到了每天挎着相机、带着徒弟在西湖边给游客拍照的日子…… 这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经历，王大哥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 上个世纪50年代，我父母都在印尼，妈妈在读书，爸爸搞建筑设计。我外公外婆一直都在国外，妈妈也是在印尼出生的。我爸爸是宁波余姚人，爷爷的成分不好，是地主。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用当时的话说叫“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需要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人才，一大批在海外搞科研、搞技术的华人听从召唤，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爸妈也一样，怀着一腔热血和满腹才华从印尼回到了祖国。刚回来不久就被划成右派，我爸爸先被发配到东北大森林里伐木头，后来又遭遇文化大革命，我就是这期间在大连出生的。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他们在东北得到了平反，被遣送回了浙江。 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晚上奶奶脚蹬缝纫机为家人缝补衣服时，有人听到了，以为那是一台电报机，在向海外发电报，立即向有关部门举报我家跟海外反华势力联系，是反革命。 爸爸反革命的帽子又给戴上了，被关在余姚龙泉山下一个看守所。 那时候我还不到10岁，经常去看守所给爸爸送饭可能从这时候，我对苦难就有了抵抗力，后来不管遭遇什么挫折，我那股倔劲儿就会冒出来。 爸爸被关押了整整56天。从国外跑回来希望能一心一意建设新中国的爸爸妈妈，不得不先后离开大陆，去了香港。 我情愿不要，也不跟自己不喜欢的结婚。 爸爸妈妈被关押时以及他们离开之后，我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16岁高中毕业。 反革命的子女不给读正规大学，也找不到正式的工作，我被分去一家铸铁工厂实习。具体工作有点像炼钢，把烧热的铁水倒进一个模型里，过一段时间等成型了再取出来。 我很用心，我炼出来的模型表面非常光滑，很完整。带我的老师傅一直夸我做得很好，最终还是因为成分原因，这种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作跟我无缘。 反正年龄还小，我就接着去读书，正规的大学不让进，就去读个职业技术类的专业——浙江大学旅游系，专门给我们这些成分不好或成绩特别差的学生开设的。 从中学开始，我就喜欢上了摄影。初中毕业时，还跟同学一起租过一个120的照相机出去玩。那是我第一次拍照，拍完我们就把胶卷拿出来，以为就能看底片，结果可想而知全都曝光了。 1978年初夏，18岁，我大学毕业，成分问题不解决，正式的单位或工厂都不要，我成了待业青年。 大学毕业当闲人的日子，就好像被枪毙掉了，最后就剩下我跟一个地主的女儿待业。 她长得非常漂亮，后来跟一个贫下中农的儿子结婚了，其他同学也有很多跟她一样，十七八岁就结婚了。 但我情愿不要，也不跟自己不喜欢的结婚。我就跟表姐说，想去学摄影。当时还有在大连支边的亲戚，我奶奶也去了那里，我想趁着她老人家健在多去陪陪她，正好发现那里有照相馆招收学徒，我就去了。 学了一年多，怎么选择快门速度、光圈大小学得差不多了，后来又学了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开个照相馆没问题了。 1981年初，我从大连回到杭州，听说杭州开始登记个体户了。那时候的人家里普遍条件不好，大家顾虑都很多。 劳动和工商部门开始逐家走访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希望我们能勇敢站出来，一是带个头，再说也这也算是自谋职业，不用再拖、等、靠了。 我就响应工商部门的号召，东拼西凑200元买了一台海鸥双镜头反光相机，跑去办了杭州市第一本个体户营业执照。执照上写着杭工商个字第001号的营业执照，行业是流动摄影，范围在苏堤、白堤。 可能是因为我是杭州第一个个体户，又是女性，工商部门很关照我，登记过程很顺，为鼓励更多人干个体，税务部门还给免了一年税。 后来听说杭州第二、第三个个体户营业执照也都是流动摄影行业的，还都跟我一样是女性。她们两位现在一个在日本、一个在英国。 西湖景区除了我，还有很多固定的国营照相馆摊位，他们占据了所有的好风景点，一把大伞、几张桌子和固定好的镜头，就是个摄影摊位。 我就更简单了，一件工作服，左右两个衣兜里一个装信封、一个装笔，信封里装着写好地址的收据，照片冲洗后根据顾客之前留下的地址邮寄过去。脖子里挂着相机，胸前别着一个“杭01摄影”的标识牌，提着一个镶满样照的大相框，另外还要随身拿着营业执照。 我是个体户嘛，只能从断桥到平湖秋月再到楼外楼、苏堤等来回转悠，游客都不知道我是干吗的，我自己也不爱说话，还有点紧张，前三天都没开张。 有了这次经历，我再也不敢把没冲洗的胶卷放包里，而是每拍完一卷就马上拿去冲洗 第一个找我拍照的是个女士，在孤山，她年纪比较大了，是杭州周边的乡村过来的。这样的顾客我都会给他们梳梳头，简单整理下妆容。那时的相机可不比现在，拍得好不好立即能看到，还有机会重新来，所以按下快门时，心里怦怦地跳得厉害，担心拍不好。 没有固定摊位只能四处捡漏，或看着那个景点的国营照相馆中午没人，都去吃饭休息了，我就过去招揽生意，看到他们吃完饭回来了，就赶紧离开。但，他们还是认为我抢他们的生意。 有一天上午我拎着相机和样照相框经过平湖秋月，被这个景点的国营照相馆职工拦下了，二话不说就抢我的相机，大声质问我：“你怎么敢来这里拍照？！”我赶紧掏出营业执照，被他们夺过去扔在地上。 围观的顾客越来越多，国营照相馆的女职工高喊：“她是个骗子，个体户靠不住，千万不要上当！要照相还是要来国营的！” 从这儿以后，我反而胆子大了，以前我不喜欢说话，后来就要和他们讲道理了，不然游客就真以为是我是骗子呢。 劳动局和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带我去跟他们理论，希望他们不要再这样，我也是合法有营业执照的，他们当场就跟劳动局的人吵起来了。 当时的《经济生活报》以头版头条，半版篇幅刊登了《干静，我们支持你！》的报道。 报道出来后，在平湖秋月附近的浙江省博物馆工作的摄影爱好者王秋杭大哥看到了。他很有侠义心肠，他说在单位里闷得发慌，来保护我正好让他有事可做。 我们素昧平生，他还在博物馆食堂买了饭票，中午可以到那里吃热腾腾的午饭，每天上下班来回背着的样照镜框也可以放在他办公室，上下班只要带着胶卷和照相机就行。 到了旅游旺季我忙不过来，王大哥还偷偷从单位跑出来帮我收钱、开收据，甚至专门带我到平湖秋月等景点的国营照相馆眼皮子底下摆摊。 有很多人问，当时王大哥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其实真不是这样，他只是喜欢打抱不平，他大我十几岁，待我像女儿一样。 流动摄影不好做，一年多才赚回相机钱。一卷120的胶卷正品3块多钱，拍一张1块多，加印一张3毛钱，好的时候一天才拍一两卷，稍不小心就会亏本。 比如曝光不好或者相机出了故障，照片没冲洗出来，就得全部退钱。根据客人之前写在收据上的地址，把现金装进信封里，通过邮局一一退回去，亏了胶卷，还要贴邮寄费。 有一次拍好的胶卷还没冲洗，好好地放在包里。我吃饭的时候把包包和相框挂在树上，没当回事，结果吃完饭才发现胶卷被偷了。 碰见这样的事，就只能“认栽”了。为了补偿客人，退款时我都会多退一点钱过去，再写一封道歉信，希望对方能原谅。但我还是觉得过意不去，毕竟那个时候人家来一趟西湖非常难得。 还有一次是我装收据的信封被偷了，那更糟糕，写道歉信、赔偿退款都不知道邮寄给谁，因为没有地址联络不上啊。后来有人教我去登报，说明我是在什么地方流动摄影的，有个信封丢了，预计会有十几个顾客收不到我为他们拍的照片，大家看到信息可以来找我联系。 有了这次经历，我再也不敢把没冲洗的胶卷放包里了，而是每拍完一卷就马上拿去冲洗。 先生给我报了当时香港美容行业教母郑明明的课程，希望我能学会打扮自己 胶卷被偷之后，我总觉得长期靠王大哥保护也不是办法，就通过一个在酒店工作的朋友找了三个十六七岁的男徒弟，都是大高个。我二十来岁，比他们稍大一点，也算组成了个正式的小团队，互相有个照应。 这么多年，我这仨徒弟，只有阿良已经35年没见过了，其他两个现在还经常联络。 经常有顾客写信给我，说收到我拍的照片很开心，表示感谢。收到这些，我也挺高兴，我的用心得到了客人的认可。除了帮老人梳头、收拾妆容，对那些可能有一点先天性缺陷的客人，我总能想方设法拍出他们最美的一面。比如脸上有斑点的，我就拍侧面，个头小的就让他们离镜头近一点、取景矮一点…… 还有人在过年时写信邀请我们去他们村，很多人需要拍照片。我就带着一个徒弟坐着长途车，把全部家当都带上，拍完之后就直接在当地冲洗、放大、烘干、裁剪…… 拍完一家准备走了，另外一家又来喊，我们挨家挨户去拍，一个村庄连续拍几天，等所有的胶卷、相纸都拍完，才回杭州。 1982年，杭州新成立了个体户协会，劳动和工商部门让我去当副会长。 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新政策。1983年，我们的流动摄影资格被取消，要求像国营照相馆一样定点设摊。好点的景点都没有了，我就被固定在中山公园的后山上，那里哪有生意啊？ 命运就是这样在开窗和关窗之间不停转换，就在我等不到游客时，却等来了我的先生。1983年，我俩在一次全国摄影器材博览会上相识，他当时是美国柯达摄影器材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因为是同行，我的父母也在香港，我们很自然地就变成了朋友。 1983年，我跟先生结婚去了香港，父母也都在那边，一家人总算团圆了。离开时我专门记了王大哥的电话号码，也把香港那边的联系电话留给了他。 到了香港，我先生希望我别工作，在家里把孩子带好。但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我就跟关系很好的婆婆说，想找个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啊，在内地不行，到了香港还是个闲人，而且粤语不会讲也是个障碍。 看我真心想工作，婆婆答应替我保密，让我出去找工作试试看。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做超市收银员，反正也不需要讲话，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我先生下班时，我也早到家了。 瞒了两三个月，先生还是知道了，有些生气地跟我说：“那么想工作啊？还不如学学美容。”他公司里每年都有晚宴，需要化妆、穿高跟鞋，那些都不是我的长项。 1987年，先生给我报了当时香港美容行业教母郑明明的课程，希望我能学会打扮自己。 在那里学了一年多，虽然还是不太会给自己化妆，但帮别人化妆、护理，很快就做得非常好，还能化很立体的彩妆。 郑明明很喜欢我，让我帮他培训美容师，还劝我去新加坡自己开店创业。我就一直在这个行业干到现在。 我是个工作狂，基本上365天除了过年都在外面做培训、看市场。 我这人就是这样，做一行就在这一行里一直坚持下去。 感激老天爷看得起我，能让我在很年轻时就有这样的经历。 我的一个表妹在杭州，上个世纪90年代，我跟表妹提起想找王秋杭大哥，看他现在做什么，过得好不好…… 根据我说的线索，表妹也帮我去找过，因为电话、工作、住址都换了，一直没找到。我走的时候，也给他留过香港的电话，但他一直没打过，后来他那边的号码也换了，就这样失联了30多年。 2002年，王秋杭大哥在报纸上写了一篇《干静，你在哪里？》的文章。过了很久，我表妹才看到了，她跟我说“有人找你”，我看了那篇文章，确认是王秋杭大哥写的。 文章里写的王大哥的工作单位是杭州市摄影家协会，等我表妹打电话过去找，他早已经离开那里了。我表妹沿着这条线不停地找人问，总算找到了。 2012年，第一次跟王大哥通了电话，我们都很激动，几乎同时说：“哎呀，终于找到了！”赶紧约个时间见面。 那年冬天，我就带着先生、儿子到他新搬的家。这也是我1983年离开之后，第一次回到杭州。 我对杭州没有一点陌生感，带我儿子去看三潭印月。当时正在下雪，西湖非常漂亮，第二天一早，照片刚拍完，阳光一出来雪也融化没了……就像我对待那段经历，心里有阳光，又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我们大多数人面对苦难都是发自内心的抗拒，如果是这样，聘请技术再高超的美容师也没用。内心不快乐，就会影响到人的生理层面，人不可能变漂亮；如果我们把苦难像礼物一样接受并克服它，我的内心就会阳光愉悦，这样才能获得美丽、健康，还有真正的幸福。 虽然我后面的生意越做越大、生活得越来越好，但要让我回想我这一生中最波澜壮阔、最难忘的经历，还是在杭州西湖边做流动摄影个体户的日子。 我才20岁，刚刚出来工作就让我经历这些遭遇，我很感激。感激老天爷看得起我，能让我在很年轻时就有这样的经历。如果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再突然让我经历那些，我未必能承受得了。 我刚移民新加坡时，有中国人、马来人，印尼人，工作要全部用英文，这也是老天爷一定要逼我做事情。就像起初在杭州，刚迈出学校大门一样，我老想依赖、依赖，找一家大公司或国营企业在里面待着，但就是行不通，好吧，那我就自己承担起百分百的责任。 老想依赖别人都是痛苦的，现在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不要害怕，当你能独立为自己负起百分百的责任时，老天爷处处都会帮你。如果你老想靠着谁，绝对是靠哪儿、哪儿倒。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对待苦难的心理和态度：挺过去了就是上天送的礼物，过不去那就是灾难了。 原文链接： http://hzdaily.hangzhou.com.cn/hzrb/html/2016-03/16/content_22174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