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在《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中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原初的感性整体（象征）的贫困状态，这里强调的是感性的单一与同质化；第二是感性整体-“我们”的消失和被替代，这里强调的是共同体的消失、同质化。

感性的能力我们从不曾丧失，问题是，这些感性似乎都导向了“大他者”的感性，成为一种规范性的感性-即你应该这么感受。这样的感性很容易演化为某种习俗。习俗拒绝了自发性的、自主性的感性参与，正如斯蒂格勒所说，象征物构建过程中参与的丧失导致了象征/感性整体的贫困。我们不再是共同构建属于我们群体的象征物与感性模式。象征（sym-bole),希腊语为sum-bolon,意为分享，“即感性的分享，也是认知和精神的分享。”（斯蒂格勒）。这样的分享在当代社会被结构性地堵塞了，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接受某些感性范式，而自发性的、个体化的情感被排斥，堵塞。

商品社会也以另一种方式加剧了这样的感性贫困，我们对物品的欲望被建构起来，个体化的恋物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生存的能量被截取在工业化生产与消费中，生产者、消费者越来越少地体验到生产（艺术性地）和消费的快乐。这是劳作者的异化与消费者的溃散。

因此“感性的发明”在这里，强调一种发明的状态。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在等待某种崭新的物品的出现，期待着直觉与灵感的降临，并动用自己的思想和身体，来对身边的物品进行组装，以此来刺破旧有的现实，发明出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语言、新的物件。以某种“新感性”，即自然的、原生的、个体化的感性来反对旧有的美学，来反对小流派，来反对习俗。我们期待着这样一种感性的发明，并希望这不是艺术家的特许。我们重新将我们生存的能量迎接回我们自身，并与整个社会达成新的、积极的感性协议。

“感性发明”此次展览，也可以视作是一个感性交换的市集。我们并不完全强调展示，而是强调艺术家和观众的交流与共享，从而共同构建起一个新的感性现实。艺术商品的生产-售卖循环在呼唤着文化精神与共同感性，并指向一个更轻松、自由的社群。

“降临的神话”

“降临（arrival）”指向的是第一经验的诞生，这也是“发明”的含义。这是生命对于现实一种直觉式的组装，在这一瞬间，方法与路径被发明出来，形成了“语言”。我们期待着日常生活的“灵机一动”，并将这样的“灵机”镌刻下来，也便是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一种“降临的神话”。

“共同体呼唤”

      “呼唤”指向的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某物，同时“呼唤”也是作为一种方法，呼应着本雅明所说的“辩证意象”--从历史神话的连续性和单向性中爆破出来的单子。即我们呼唤的某物不属于既有现实，而是属于理想，属于新现实，属于尚未被发明出来的感性整体。“呼唤”意味着我们展开一种心愿，并期许着共同语言的诞生--或者这是一种追忆，追忆我们建造巴别塔之时，尚未被上帝所摧毁的统一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