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海外发展成功之路

从赵无极、林风眠、徐悲鸿、吴大羽等近现代艺术大师走出国门算起，“海归艺术家”这一说法已经将近一个世纪；再到谭平、刘野、周春芽等留洋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如今这些“海归艺术家”，有的在国内获得教授职称，有的重回美院体系，也有的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创作。无论是学术界、美术馆、画廊，还是国内的二级市场，“海归”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潜移默化的标签，潜台词包括但不限于“国际化”“视野宽广”“受欢迎”…… 对于青年一代艺术家来说，“海归”的身份有哪些优势？他们和上一代“海归”艺术家有何不同？    采访名单（按姓氏排列）： 刘诗园、蒲英玮、谭天、温一沛、杨凯、张周捷 李颖、孙彤、汪海涛、夏季风     1、当初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前后受到的关注度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谭天（b.1988，留英、美）     谭天：当初没有考上中央美术学院，自己又不想再复读，就决定出国了。参加展览的关注程度跟留学没多大关系，关键看是参加了什么展览。   张周捷：我出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出去看一看。出国前我在国内的一个企业里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接触的创造性思维是非常局限、单一的为企业服务的思维。留学前我也参加过一些展览活动，但受关注的程度比较有限。留学让我的思维、个性得到了很大的释放，我开始寻求差异化的思想，也了解到世界最前沿的改变。所以回国之后创作就与国内有了明显的差异化，受关注的程度也高了很多。   刘诗园：我本科毕业后就开始考托福。记得我报了4个学校，3个在伦敦一个在纽约，4个学校都给了我入学通知书，我最后决定去纽约的那一个。这个决定并不难做，主要是因为城市，因为我知道文化环境能带给一个人的气质远大于学校能教给你的东西。当时纽约城是特别开放的，我认识的朋友很少有住在那里的，都是这呆呆那呆呆的。所以我能看到和听到很多疯狂的事情。我留学前只有过几个群展，纽约毕业后才正式加入画廊，2013年做了第一个个展。   温一沛：一直以来都在美院的体系内学习，从考附中一直到美院油画系，我已经在这个大环境中生活学习了十年时间，对美院的教学方法也很熟悉了，所以本科毕业时就想换个生活学习的环境，接触不一样的文化和教育，就选择去美国读研继续学习。至于展览之类，出国前主要是参加学校系统内的展览，回国后开始有了画廊的展览。 2、更倾向于继续在国外发展还是回国？ 杨凯（b.1987，留英）     刘诗园：我在纽约读书时还真没怎么想过发展的事情，一直都是在学习。那时特别的迷戏剧，一心找机会看好剧。我在The Wooster Group打工时负责后台管理，在BAM实习时，学到最多的就是看Robert Wilson的彩排，后来在Franklin Furnace，Martha Wilson让我负责整理他们的archive，我几乎看了纽约所有performance art的录像记录。那两年真的没有时间想自己发展不发展的事情。    回不回国不是一线之分。现在哪个艺术家不到国外跑一跑，哪个住在国外的艺术家能不一年回去几次的。所以没什么海外不海外的，我现在没有完全回国，2010年走的时候，也不能算是离开。   蒲英玮：对我来说我很难抽离这里而不去面对或参与这个现场。如果说生命中的前二十几年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你了解它的那些生动和悲伤，与它那些显而易见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你是有欲望回来试着探讨与理清这些事情的，因为这同时也是在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这个现场所正在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是史无前例的，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尚未到来，而所谓的“发展空间”可能也是在这个状态下催生的。   张周捷：国内外发展各有优劣：国外的评价体系更为健全，作品能达到标准就能被认可；国内就比较有滞后性，评价体系也不完全以作品为准。国外的配套也很好：画廊、策展人、评论家、市场……这些国内还在发展初期，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还是有很大障碍。我回国的原因是国内实现执行的成本比国外方便，生产、加工制造成本低，市场也比较大。   谭天：在国外以中国人身份做艺术难，在国内以中国人身份做艺术，再给国外人看到，我觉得相对容易一些。   温一沛：我认为主要是大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至于回国，对于现阶段的我而言，生活在我熟悉的社会环境中并能置身其中地观察是很重要的。之前一个阶段的创作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既有基于回国前的经历也有回国后的体会，目前的创作则是更侧重于一直以来我所熟悉的国内城市生活的。   杨凯：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中国的艺术生态经历了⻜速发展的阶段，内部条件和外部资源不断地在补充着这个大家伙。对于从事艺术创作的我们这是再好不过的土壤。于是我在2012年决定回国，并于2013年在北京成立工作室。 3、国外的不同教育理念是否会成为你回国之后的优势？ 刘诗园（b.1985，留美）     刘诗园：我创作中的改变是巨大的，但是很难说是因为我在国外受到的影响还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成熟了，毕竟我得自己规划所有的事情了。记得23岁之前我都特别想当一个不一样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作艺术家的基本。但现在我觉得作一个好的艺术家，需要你做到正常，最起码50%的自我是要能与其他人进行沟通的。 因为那些“不同寻常”并不难做，又拉大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怪”并没有过多的价值，“怪”和“艺术”一样，这种空词不能自己单独成立。   温一沛：相对于在美国的教育经历，美院体系的教学还是更偏向于“规定动作”，我的学习经历是一个基于“写生”规则去创作的过程。在美国的学习促使我在“写生”的基础上慢慢更加自由、直接地运用绘画元素去进行表达，这让我的绘画过程更加从容的同时又不失“贴切”的重要性。   张周捷：国外的教育注重自我的感受、个体发展；国内教育对思维的开拓是很有限的，会更注重应用、传统的表达。我认为这是优势：我比较清楚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自己要做什么，这也是国外教育自我实现的过程。 4、国内外客观条件的差异是否会体现在你的创作中？ 蒲英玮（b.1989，留法）     蒲英玮：我们总是根据我们所处的现实去创作作品，成本与技术也是我们身处的现实之一。但这些并不是制约，而是你工作的背景，就像当我们开展一项工程要对这个地方的经济政治与人文、气候等因素做考察一样，需要做的就是观察与思考你所处的条件而做出相应的表达。就像当年初到纽约的那个“破布安迪”与之后被大众与资本所追捧的那个“安迪·沃霍尔”是同样打动我的，他的智慧丝毫没有在这种工作条件的转换中流失半分。   刘诗园：当然了，这方面我是极其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知道，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并不想。比如说哪天我画了一大批素描，很可能就是因为我油画颜料用光了，但又挡不住创作的激情之类的……哈哈！ 那些物质的东西，不是人类必须的，更不是艺术家必须的。   杨凯：经济成本的制约固然有，但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中国当下现成品材料对于精神的触发，这在英国对于我而言是有困难的。另外，对于做装置的客观要求，我更需要大空间的创作环境，这一点在伦敦也比较难以实现。    谭天：这是必然的，我现在上学的地方我的工作室是我国内工作室的十分之一，对于我这种特别喜欢大体量的艺术家来说，我现在显得非常的不专业。   张周捷：我认为这个优势不是太明显：国外有自己的价格体系，价格虽然高，但是有对应的市场。除非艺术品是出口的才有优势，毕竟国内的成本比国际低。回国最大的优势是对国内加工、制造资源很了解并且比较方便地获取相应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想法。做大体量还是小体量取决于艺术家的资金状况，资金充沛的情况下当然希望做大一些。 5、你怎么看待“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很有国际范儿”这种点评方式？   艺术家张周捷（b.1984，留英）     张周捷：我认为这个评价不全面，现在的信息、思想都和水一样，基本是平的。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艺术是人类的语言，不存在“国际性”的说法，“国际性”只是相对传统中国文化而言，离开了传统的文化可能会被解读为“国际”。但实际更多是艺术回归本质，而不是存在国家、文化之间的界限。   温一沛：这是一种“无用”的评价方式。在这个年代无论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很便捷地对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学习，但是作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评判作品的标准，所以说作品形式是否“国际”并不代表作品的质量，只是便于多少人理解而已。   杨凯：当下从不同国家学习艺术归来的艺术家越来越多，我个人而言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差异性，给了我们去了解多元文化和艺术的视角。对于文化这一词，不再是单选题。从而也激发了我里有个人经验对差异文化进行对比和再创作。    刘诗园：这应该算是观众的过于快速的、不负责任的、不真正理解什么是“国际”的无意义的点评吧。 6、创作中是否需要平衡“国际性”与“身份归属感”的问题？ 温一沛（b.1988，留美）     温一沛：“身份”在我看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最近创作中一直思考的问题。作为八十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我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一直伴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也可以说这部分文化也渐渐变成我自身“身份”的一部分，被消化、被吸收。所以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种“杂糅”，而不是冲突。同时，我的教育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随着年纪的增长，对“自身”文化基因的关注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去回归传统的语言，而应当是对“自身”文化的新的表达。   杨凯：在我的装置或者架上作品中总会有水墨这一具有强烈符号化的材料出现不难看出对于身份的思考。至于如何平衡我还在尝试。   谭天：我现在的年纪应该偏向国际范，估计到四十岁五十岁会开始寻找身份归属感。   蒲英玮：之前一位德国朋友告诉我说在东欧剧变的时候很多人去重新发明自己的身份以找到归属感。我认为这个归属感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某个民族国家的身份归属，而是一种个人史与宏达叙事的复杂塑造和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相互穿插。每个人其实都在有意无意中讨论身份，或者与身份同行，但我拒绝只讨论宏大的身份，它一定是具体到人物、事件与情境中的。而如果作品讨论的背景是基于这些的具体经历，那么所谓的国际化与身份归属也仅仅在于你是否真正经历了这些。而就算是冲突也是最正常不过的，就像我们既可以看独立电影，也可以面对好莱坞电影去享受爆米花，生命本身是具有这样的弹性的。 7、“海归艺术家”这一标签是一种优势吗？     蒲英玮：一个身份会存在于很多维度中。标签化的归类在简单的交流与传递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否则沟通就没办法有效实现了。只是说这个标签并不被我带进工作室，也不会参与到深入的思考与讨论中。至少对我来说我并不把这些作为优势来看待或者加以利用，这只是我的处境。   张周捷：十年前“海归”可能是代表一种先进的思想，但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了。以前没有出国的艺术家，今后作品很出色的情况下也会有出国的机会的。对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作品，作品才决定他所有的优势。   谭天：应该是吧，毕竟在国内做艺术的人里，海归还是少数人。   温一沛：所谓的标签并没有什么用，艺术不是比赛，不是多几个头衔就一定比别人做的更好。 8、在你看来，年轻一代“海归”艺术家和老一辈“海归”艺术家最本质的区别在哪？     蒲英玮：我只有权利去谈谈自己的切身感受。我觉得在出国之前，即使是通过网络或者短期的国外旅行，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构建一个西方世界的轮廓。等到真正生活在这里的时候更多的是对这个轮廓的逐渐具体或者调整，完全没有航海者发现新大陆那样的激动。我也从没有过“求学”这样的诉求，更多的是想要寻找一个参照，用来看清自己来的地方与当初想象的那个世界。就像一张地图上的经纬坐标，永远是在相互的参照中而逐渐精确的。 张周捷：老一代“海归”艺术家历史的使命感远远要比现在的年轻艺术家要强，那时能出国的艺术家凤毛麟角，社会的精英阶层才有这个条件，他们回国还要担负着民族的艺术发展使命。现在的“海归”艺术家更多是一种自我实现，更适合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在开放的社会里，艺术家才能真正考虑艺术本质的问题。如今我们和世界年轻的艺术家一样，都在探索艺术的未来，我们真正回到了一个起跑线上。现在是一个好的时代，世界是平的，所有资源、概念、想法的获取都没有任何阻碍，需要艺术家自己去努力把握。 杨凯：当代艺术的创作脉络跟时代是紧密相连的，从OiCQ（QQ）、MSN到facebook、微信的时代变化,这也决定了不同时代不同地缘的艺术家创作出发点和方向也必然有所差异。      画廊主、收藏家怎么说     随着青年“海归”艺术家逐渐崭露头角，市场也纷纷对他们抛出了橄榄枝，这些青年人中不乏“市场宠儿”的出现。那么画廊主、收藏家们怎么说呢？   夏季风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     年轻‘海归’艺术家更应思考如何在浪潮中找准自己的着力点     “海归”的身份对于青年一代艺术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标签。通常而言，大部分人看到这个标签后首先都会联想到国外自由开放的学风，更广阔和国际化的视野。但更大的优势其实在于艺术家在新的外部环境刺激下，对内在自我更深一步的思考和讨论。除了学院中能够学习到的技法，如何进一步地挖掘更加个人化的东西，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思维方式，就能将所经历的新事物良好地转化为自我提升的催化剂。纵观几位近现代“海归”艺术大师，无不是在海外文化的冲击之下仍坚守着内在东方文化的本源，融会贯通，才做到独树一帜。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艺术市场的崛起，不仅是海外留学成为了一个常规化的趋势，海外留学后归国发展也成为了一个常规态势。与上一代的艺术家相比，“海归”会逐渐失去它的特殊性，年轻的“海归”艺术家更应思考如何在浪潮中找准自己的着力点。   汪海涛 哈哈当代美术馆创始人     打时间差偷梁换柱就不足取了     毫无疑问，不论是“海归”的历练亦或是“海归”的标签，都是加分元素。这其中广阔的艺术视野、多元的教育理念、成熟的艺商秩序，都会成为青年一代海归艺术家成长的优势。其实相比前辈，中国新新一代（80、90后）青年艺术家真是幸运的，透过互联网他们可以在瞬间达到信息对称，从这个意义上讲，全世界都是一个起点。他们理论上是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为的……而能够身临其间的到那些当代艺术之都游学，亲身体验和经历当代艺术的国际氛围，对于自身的修养和储备更加珍贵。然而国际化的视野固然好，但不能投机取巧走捷径，艺术的模仿秀做多了只能毁掉自己。这一点在青年一代“海归”艺术家中有苗头，因为看得多创作视野更开阔更多元固然好，但打个时间差偷梁换柱就不足取了……当然，绝大多数的青年一代“海归”艺术家们都是很阳光很勤奋很可爱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始终坚信：他们的未来没有上限！    新一代的海归艺术家有更加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海归艺术家从最早一辈的留洋艺术家，如徐悲鸿、林风眠等多半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并抱有改造历史的使命感，到后来谭平、周春芽、刘野等这一代海归艺术家，他们放下了东西之辩的成见，自由地运用在国外吸收的营养，西方的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等成为他们主要的能量源泉，这时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他们身上偏向于隐性，暗自中发挥着力量。到了最新一代，在网络时代成长的海归艺术家，他们身上已经没有太多宏大叙事的倾向，材料上不管是架上绘画，还是新媒体装置影像（与留学地有关），都能为我所用，使媒介最终回归到了媒介本身，所以表达上也有更加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同时从价值选择上，不同于老一辈最终多进入体制或高校任教，新一代海归艺术家对进入体制之类兴趣不大，他们似乎更在乎作品能否得到国际标准的认可，和是否表述清楚了自己对于自身和社会的思考与批判。   孙彤 Tong Gallery +Projects负责人     无论是“海归”或“本土”，最终被认可的还是作品本身     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年轻一代的“海归”艺术家民族情怀和意识相应淡了，去海外求学和生活多是为了开拓视野，学习新的领域、新的思维方式。在网络发达的时代，“海归”和“本土”（特别不喜欢用这两个词）不像以前差别那么明显，只是接受了不同的艺术教育和不同的艺术环境。国内经济的强劲，出国已不是难事，每年无论是完全接受海外教育的还是完成本国美院课程去海外深造的人数都在增加，再加上“本土”的脱离期，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也比上一代的“海归”艺术家面临更大的竞争，获得成功的机会也困难的多。目前国内的艺术市场愈来愈国际化，包容度也愈加广泛，不会单从艺术家的“身份”去判断，无论是“海归”或“本土”，最终被认可的还是作品本身。

注：图文转自HI艺术